相较于用自由来表述的条款，以权利名之的基本权利，则大致可以归入积极权利的范畴。
[39] 在现行司法体制下的上述管辖制度改革，对跨界污染纠纷的审理来说，已能基本保障司法中立，但仍有缺憾。从司法角度可以观察，行政机关是否恪守区域合作规则，法院有没有本着区域合作思维审理案件，以及今后应该如何完善制度。
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联合调查而未联合调查取得的证据，法院应如何对待？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宋莉莉案裁判摘要指出：行政机关在对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作出裁决时，违反法规的规定，以拆迁人单方委托的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被拆迁人提出异议的，应认定行政裁决的主要证据不足。[28] 基于平等对待的担忧，致害人又往往敏感于法院的每项安排。随着区域治理理念的兴起，国务院积极探索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总体规范）的区域协同机制，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在送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前，应由其发展改革部门送相关的相邻省（区、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与其总体规划进行衔接。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4期。
[6]天长—金湖案有关合法权益的上述认定，遵循了已有的司法惯例。（二）司法中立的努力 司法的本义是居中裁判，平等原则要求司法中立，没有偏私。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提起公诉的方式，来督促法院作出正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向法院提交一份没收其违法所得的申请书，法院确定6个月的异议期，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面对上述一系列涉及检察机关法律职能问题的改革实践，我们与其固守原来的一些理论观点，在法律监督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监督的途径等问题上钻入理论的牛角尖，做出一些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的理论争论，倒不如认真地关注当前正在得到全面推行的改革，从中发现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创新的新契机。三是对于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以及其他违法收集证据行为的，检察机关可以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不再将侦查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根据。二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可见，这类案件的侵权主体通常是依法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如环境保护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它们或者存在违法行使职权行为，或者存在不履行职责的不作为现象。首先，检察机关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交的起诉书可被视为定罪申请书，检察机关移交的案卷材料可被视为旨在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通过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来承担证明责任，并力求达到法定的最高证明标准。其次，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家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这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作出不批捕的决定。
毕竟，在一审裁判作出之后，控辩双方还可以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申请上一级法院给予进一步的司法救济。但在我国司法体制下，法官并不参与刑事审判前的诉讼活动，对于侦查机关的所有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也不享有司法审查权。（一）提起刑事公诉 在刑事诉讼中，通过提起公诉来启动刑事审判程序，是检察机关行使刑事追诉权的主要方式，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主要方式。而代表国家和社会提起公诉，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来启动司法裁判程序，督促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做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司法裁决。
其实，检察机关与其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而忧心忡忡，倒不如转变观念，争取将监察委员会的各种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其受到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避免这些侦查行为的滥用。在维护刑事诉讼法有效实施方面，检察机关与法院面临着谁更有权威的问题。
二是生效裁判的执行环节。举凡逮捕、羁押、保释、搜查、监听、查封、冻结等强制性处分措施，都要接受预审法官、侦查法官或治安法官的司法审查。
（二）提起公益诉讼 在提起刑事公诉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以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最后，对刑事诉讼监督职能进行重新构建，将诉讼监督的重点放在两个环节：一是立案、侦查等审判前的刑事追诉环节。在传统的检察理论中，抗诉被笼统地定性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活动。但在普通民事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未生效裁决是不能提起抗诉的，而只能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提起抗诉。负责审查批捕的检察官越来越被视为中国式的预审法官，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刑事司法改革，我国的刑事公诉已经分离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定罪公诉。
刑事诉讼监督职能的转型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法律监督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诉讼监督的原则，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享有法律监督权，也就是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合法性进行监督。那么，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生效裁判所提起的抗诉，究竟应被作何种定位呢？应当承认，对于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具有非常救济的性质。
三是所有涉及侵犯个人财产权的强制性处分，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这种公诉所针对的是被告方的程序性辩护（一种反守为攻的辩护），具有防御性公诉的特点，通过有效地应诉来否定被告方的程序性辩护请求，以说服法院作出有利于本方的诉讼决定。
自我国2010年推行定罪与量刑相对分离的改革以来，检察机关在审判中要优先提起定罪公诉。其中，侦查机关在三个领域同时享有决定权和执行权： 一是除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包括刑事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传、通缉等。
所谓量刑公诉，是检察机关就被告人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向法院提出建议，督促法院作出准确量刑裁决的诉讼活动。迄今为止，由于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正在创建之中，相关证据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有待深入推进，法院还时常做出一些刑事误判。正因如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护法机关，面对刑罚执行机关对刑罚内容和刑罚执行方式所作的变更，就不能不闻不问，而应在享有知情权的前提下，对于不当的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决定，责令重新核查或者重新组成合议庭作出最终裁决。可以说，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实为最后的救济手段。
这有可能带来双重难题：一方面，负责批捕的法官因为案件无法达到定罪条件，而迟迟不予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的再审抗诉就属于这种特别救济方式。
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对法院生效裁判保留较为广泛的抗诉权，这还是具有很大的现实基础和制度空间的。当然，对抗性程序公诉是这种程序性公诉的主要形态。
假如要构建司法审查机制，这就意味着法院的刑事法官既要对被告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又要对被告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进行法庭审判。因为在这些场合，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要么被变更了刑罚内容（如减刑），要么被变更了刑罚执行方式（如假释、监外执行），而这些变更都无一例外地使被执行刑罚的犯罪人获得了程度不同的利益，却同时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会使国家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受到威胁和挑战。
无论是纠正冤假错案和司法误判，还是纠正那些存在重大法律适用错误的裁判，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都将具有很大的正当性。在提起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尽可能适用诉前程序，如督促法定机关或者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司法改革的实践呼唤着新的法学理论。相对于法官所行使的司法审查权而言，检察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从检察制度的长远发展来看，针对错误生效裁判的抗诉职能，应逐渐向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方向加以集中和转变。届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提起违法所得没收之诉，利害关系人作为另一方进行应诉，以维护本方的民事合法权益。
经过诉前程序，只有在法定机关和组织无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才可以提出公益诉讼。既然如此，检察机关对这些案件的一审裁判所提出的抗诉，无非是公益诉讼或者刑事公诉的延伸而已。
特别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检察机关将不再对职务犯罪案件行使侦查权，其在审查批捕中的中立性和超然性将越来越明显。检察机关并没有提起一种违法犯罪所得没收之诉，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这种违法犯罪所得的确认过程之中。
